南都周刊编辑:吴金 文／景凯旋
 景凯旋
南京大学教授 民进党：仍有草莽习性
11月12日，前台湾地区领导人、“民主斗士”陈水扁被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裁定收押禁见，理由是涉嫌贪污和洗钱。尽管案子目前尚未结案，但自2005年起，扁家弊案就已陆续曝光，时至今日事实已经天下大白，等待陈水扁的将是公正的司法审判。 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台湾前民选最高领导人锒铛入狱，带来的思考可能会有很多，涉及到制度问题的是：首先，民主是否乃社会必然的选择？其次，民主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带来廉洁政府？ 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，台湾政局乱象不断，经济呈现衰退。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就其执政能力而言，民进党本身乏善可陈，执政无方，也令选民大失所望。陈水扁家庭贪腐案更令一些人怀疑民主制度是否适合台湾社会，这种看法隐含了一个认知，即认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，民主就一定能带来廉洁政府，否则就是一无是处。 陈水扁被收押后，各方人士纷纷发表讲话。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指出：“这个案子无人可以从中获利，也无人可以置身事外，国民党不会为本案而感到见猎心喜或是幸灾乐祸，反倒是应该哀矜勿喜，从中汲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这个案子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一个警惕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永远一手遮天。”甚至连民进党现任主席蔡英文也说：“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，将一切都交给阿扁，放弃了自己思考、判断的能力。导致一个人的错误，造成民进党的危机。” 但蔡英文是否也想到，民进党何以“放弃了自己思考、判断的能力”？难道不是民进党坚持泛政治化所造成的吗？这些年，陈水扁将社会问题完全与统独政治捆绑在一起，撕裂族群，以售其奸，使民进党不得不为他背书，也使得民选的执政党实际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绿营民众的政治利益，失去了民主普选的意义。泛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政治挂帅，只算政治账，不算经济账，只要陈水扁是出于“爱台湾”，他的一切所做所为便是正当的。陈水扁声称海外存款是为了“台湾独立”，司法对其调查是“遭到国共两党迫害”，便是深知台湾政治生态特征的惯用伎俩。 因此，这不是民进党“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”，而是他们将其一党之宗旨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以一党之私为天下之公，并以此作为党内的“家法”。当年清朝满族官员反对变法，御史文悌上奏称“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”，因此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，他们都不能为此而付出丧失满族政权的代价。今日的民进党亦然，其“家法”就是，无论哪此举措会给台湾人带来多大好处，他们都不愿为此而付出放弃本党宗旨与利益的代价。比如以鼓动族群分裂操纵选情、反对扩大两岸经贸往来等。在此情况下，台湾政治自然会陷入族群分裂，经济自然会陷入衰退不振。 台湾是从一个威权政治转型过来的社会，在诸多方面尚未脱离威权时代的影响。曾经一党独裁的国民党，主动推行民主改革，承认2000年及2004年的大选结果，故能重新上台执政。反观民进党却没有成功转型，仍然具有强烈的“广场意识”、造反精神，并将街头暴力发展到“议会”暴力，故在其执政时期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反对党，在在以权力为转移，蔑视民意，缺乏自我纠正能力，从而因民主而兴起，因损害民主而失势，最终失去选民信任，其下台遂也成为必然。 台湾社会：法治尚待完善
对于陈水扁贪腐一案，台湾各界领袖都提到了权力的问题，说明民主选举并非一定带来廉洁政府。民主选举解决的只是权力的来源，而宪政法治解决的才是权力的运用。美国的制度是较完善的，在美国人看来，权力本身是必要的恶，依靠民选上台的总统也是靠不住的，所以他们才在监督制约机制上下功夫。 陈水扁在2000年参选时，曾自称“三级贫户”，并被绿营捧为“台湾之子”，这使得他获得了台湾南部基层民众的票仓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喜欢自称人民之子的政治家往往是可疑和专权的，而出身贫寒更不能就说明其道德高尚。曾听说过不少关于选村长的故事，乡民往往宁愿选原来的村长，而不是选出新村长，因为在乡民看来，村长就像是老鼠，前面的老鼠已经吃肥了，新老鼠尚处饥饿状态，因而往往会更加贪婪。如今，陈水扁这个处处以“爱台湾”示人的三级贫户通过手中的权力迅速脱贫，成了亿万富翁，证明这一“老鼠理论”对人性的判断是对的。 村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无法制约权力的无奈之举，台湾实现政党政治之后，权力的来源虽然解决了，其权力制约仍然并不完善。如“检察总长”属政治任命，但不经“立法院”同意，也没有任期限制，同时又缺乏独立检察官制度，故司法办案往往受到执政党干预和操纵。绿营当政，办蓝不办绿；蓝营当政，办绿不办蓝。如2006年，台湾检方就认定陈水扁涉嫌贪污机要费，但因其在任上而停止追查，大法官也以“总统”有国家机密特权为由，自行创设规则，称“总统”可向高等法院的特别合议庭抗告，受到陈水扁感谢。而2007年台北高等法院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，马英九在答辩时，不但坚决否认贪污，更激动地指责检察官采取双重标准，同一问题却不调查民进党人士，是典型的选择性办案。
陈水扁案再次证明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，当一家大陆媒体采访施明德，问他是否对民主还有信心时，这位前民进党领袖、倒扁红衫军总指挥回答说：“两害相权，数人头的笨方法选出领袖，总比打破人头杀出江山的方式强，这也是民主制度之所以被全世界文明理性的社会接受的原因。” 就民主选举而言，台湾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两次和平的政党轮替，选民用选票保证了对最高权力的监督与选择；就宪政法治而言，扁家弊案的结果最终还是归功于在野党监督、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舆论监督，即使是“前总统”也不得不穿上2630号囚衣。作为同胞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台湾的民主和法治实践会在不断的自我纠错中臻于完善。 本文略有删节，标题与小标题系编者所加。 电子报编辑：碎碎念
|
相关新闻
